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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是文学澳门新蒲京app下载,一个超级顽童

来源:http://www.tuneljeftinoce.com 作者:文学作品 人气:153 发布时间:2020-04-14
摘要:据该中心主任于立极介绍,译作采取学生翻译+外语老师校正+文学润色的新颖方式进行,发表的四篇作品分别为花妍翻译的《一只倒着叫的狗》(指导教师丁科家)、廖方舟翻译的《班

据该中心主任于立极介绍,译作采取学生翻译+外语老师校正+文学润色的新颖方式进行,发表的四篇作品分别为花妍翻译的《一只倒着叫的狗》(指导教师丁科家)、廖方舟翻译的《班级名单》(指导教师时秀梅)、杨璇翻译的《沉默大王》(指导教师于立极)、朱嘉慧翻译的《逃跑的蓝玉米煎饼》(指导教师丁科家)。据悉,大外进入该刊今年出版流程的学生译作还有8篇。此举大幅度提升了学生的翻译能力,激发了他们学习外语的热情,获得了儿童文学界和学生家长的普遍赞誉。

戴萦袅:我的写作也是兴趣为大,但篇幅都比较长,写短的不过瘾。我起步的时候是写校园小说,出了几部长篇,有我自己的影子。幻想类的儿童文学作品,我写的不多,可一接触就收不住,彻底迷进去,比如我主笔的《“小熊包子”系列》。其实我写这本书时,也从任老您的诗歌《绒毛小熊——我的童年伴侣》中受到了启发。任老笔下的男孩长大了,每天背着书包上学,不能再和儿时玩伴绒毛小熊比赛翻跟头,只能把小熊洗干净,缝补好,连同美好的记忆,藏进柜子里。我就想:哎,这可真令人惆怅,如果小熊可以从柜子里钻出来,和男孩一起去上学,那该有多好?于是,我加入了从欧洲的一些熊的图腾里找到的灵感,写了一个有魔法、充满爱和勇气的小毛熊,它和男孩一起上学、冒险,探索身世之谜。写作“小熊包子”系列时,心里像开满快乐而浪漫的小花,奋笔疾书时一点不枯燥,前后写了三年多,真的欲罢不能。

2013年,海豚出版社整理出版了民国时期的《小学生文库》等大型儿童丛书,严既澄、吴翰云、徐应昶、王人路、胡怀琛、沈百英等一大批活跃于“五四”时期儿童文学创作、编辑、翻译、理论研究领域的参与者,重新回到大众阅读和学术研究的视野。这其中,严既澄,曾撰写《神仙在儿童读物上之位置》《儿童文学在儿童教育上之价值》等论文而为儿童文学研究界所关注,但同时学术界对严既澄的了解大多仅限于这两篇论文。近年来笔者搜集、整理严既澄相关资料,发现在儿童文学活动之外,作为文学研究会会员,严既澄在翻译、创作、古诗词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整理国故运动、东西文化问题论战中有重要理论篇章。本文将从创作、翻译和理论研究等方面对严既澄的儿童文学活动进行考察,以期呈现其在儿童文学方面的多元建树。 中国论文网 一、新文化运动中的严既澄 目前能见到的关于严既澄的生平介绍,详细且早的要数王泉根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中的文字: 严既澄,名锲,又名慨忱,笔名严素。广东四会县人。上海明城中学毕业后去日本横滨留学。后入北京高等工业学校化学科及北京大学英文系、哲学系旁听。1921年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任文治大学、上海大学教授,1927年任杭州盐务学校及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教员。1929年后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讲师,中法大学教授,杭州《三五日报》副刊编辑等。着有《苏轼词》《拊掌录》《进化论发见史》等。在二十年代写过一些儿童诗与童话,主要发表在《儿童世界》和《小说月报:》上。 长期以来,儿童文学研究界对严既澄的介绍基本沿袭该条目的内容,或者在此基础上展开对严既澄创作的评论。严格地说,严既澄并不算是文学史上的“失踪者”,因为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稿》《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等多部儿童文学史论着作中都或提及或论述过严既澄,只是很多介绍都较为粗略或不完整,甚至存在不少谬误和失实之处,现予以更正与补充: 首先,关于严既澄的着述情况――“着有《苏轼词》《拊掌录》《进化论发见史》等”的描述完全不准确。《苏轼词》应为《苏轼诗》,该书为严既澄选注,被列为《万有文库第一集一千种》,由商务印书馆1930年4月出版。《拊掌录》为林纾、魏易的译作,初版于1907年2月,被商务印书馆冠之以“滑稽小说”,该书先后被编入《说部丛书》《林译小说丛书》《小本小说》《万有文库》多次印行出版。1925年严既澄对该译本进行校注,作为新学制中学国语文科补充读本之一出版。他还为该书写了长达35页的导言,对欧文的生平和作品情况进行了简介,给予欧文的创作以高度评价。严既澄还对林纾的译文做了评判:“虽然只选译了原书的十篇,不及全书的三分之一,似乎是太少了些,但所选的都是属于好的部分的――虽然属于好部分的并未选全――大体总算不差。在文字上,他也很能够表现原书的风趣,有许多值得赞美的地方。” 《进化论发见史》是严既澄的译作,原作者为英国约翰・杰德。该书《译者弁言》中有一段话:“本书的译者,在三四年前,曾佐民铎杂志社的李石岑先生出过两本《进化论特刊》;今日以探讨之余力,译成此书,期使学术界中人稍稍明了进化论自发见以至于成立之过程,以及达尔文诸大师艰难缔造之宏勋毅力。”这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背景材料,严既澄是《民铎》的重要撰稿人之一,在翻译方面颇有成绩。在《进化论发见史》之外,还翻译了《怀疑论集》《比较宗教学》、《教学的七个法则》、《现代教育的趋势》。此外,严既澄还翻译过柏格森、爱罗先珂、安徒生等人的作品。 其次,严既澄是文学研究会会员,是新文学运动的活跃分子。他曾任《文学旬刊》编辑,《三五日报》副刊编辑,并向鲁迅约稿,在《民铎》杂志、《教育杂志》《文学旬刊》《小说月报》《文艺阵地》等发表不少创作、译作与论文。刊登在《小说月报》的创作就有《补不了的过》、《不遇》、《灯蛾的胜利》、《春天的归去》等。《不遇》还被收录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中,《一个月的前后》收录于《小说月报》丛刊的短篇小说集《一个青年》。论文《国故与人生》、《语体文之提高与普及》、《评》等是“五四”前后整理国故运动、白话文论争以及东西文化问题论战重要的理论篇章。严既澄的古文底蕴十分深厚,出版有《初日楼少作》、《初日楼诗驻梦词合集》,并且对《红楼梦》也有深入研究。严既澄曾向胡适坦言:“我在28岁以前,原是沾染传统名士气派甚深的人。后得振铎、颉刚、予同、石岑四位好友随时指点,才把这种气质根本洗脱了。”可见,严既澄是一位学贯中西之士,既有深厚中学功底,又富西学视野,兼具创作、评论、翻译等多种才华的青年才俊。 后,严既澄在1920年代的文化活动中十分活跃。1924年4月18日泰戈尔访问上海时,严既澄参加宴请活动,“由着名戏曲评论家苏少卿拉琴,知名文学评论家和翻译家、京剧票友严既澄,高谨女士相继为泰戈尔演唱了京剧;后,周映湖演奏古名琴曲。”同年,他还参加了丁西林《一只马蜂》的演出:“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国立自治学院周岁典礼的晚上,我们演了西林君的创作《一只马蜂》……这一次的公演,饰吉先生的是我,饰老太太的是濮汛君,饰余女士的是严既澄君,仆人则为导言欧阳予倩君兼饰。”严既澄与郑振铎、朱自清、胡适、顾颉刚等一大批学者文人交往甚深。他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在治学方法上受益多的,究竟要推先生的着述为有功劳。我近年对朋友谈及心悦诚服的人,总是举先生及颉刚为第一。如先生之头脑清明,理路昭晰,尤足使我自己时时愧疚自己的胡涂浪漫。” 在上述信息之外,尚有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考证。其一,严既澄的生平情况,比如他的出生年份,有一些资料显示是1900年,如《鲁迅全集・日记》的注释条目有:“严既澄名锲,字既澄。曾任北京大学讲师。一九二七年在杭州编《三五日报》副刊时曾函请鲁迅写稿。”钟敬文等主编的《旧时月色》选录了严既澄的散文《随无涯室记》,作者介绍信息为:“严既澄,名锲,字既澄。长期从事教育与编辑工作。有译作、散文多篇。”严既澄的出生年份究竟是1899年还是1900年?这需要进一步的查证。 其二是20世纪40年代之后严既澄的去向问题。1941年严既澄还在《时事解剖》上发表《与士升兄谈故都近事感而赋此》等文,此后境况与去向就不甚明了。有资料显示严既澄曾在1945年之后在广东肇庆日伪机构任职:“该会高行政机关为委员会,设委员九人,即陈青选、招桂章……严济诚……以陈青选为主任委员,严济诚为秘书长。”在该会的高决策机关“中社”中,“严济诚常驻爱群酒店料理一切”。这位熟稔广东情况的革命将领,根据其亲身经历和见闻的撰述是否可信?遗憾的是,在目前能搜集到的类似材料相当少,也没有严既澄的书信、日记,抑或同时代人的着述文字等作为佐证,严既澄后期的活动等还待进一步考证与核实。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学文化运动中,严既澄是一个活跃且有影响的人物,甚是可以说是一个早慧的复合型人才,其贡献绝不仅局限于儿童文学领域。 二、作为儿童文学创作者的严既澄 现有的儿童文学研究者大多认为严既澄的创作成绩为诗歌和童话。他的诗歌和童话至今仍被很多选本收录,如诗歌《早晨》《地球》入选蒋风主编《中国儿童文学大系诗歌1》,童话《灯蛾的胜利》《日神》收录在《中国儿童文学大系童话1》,《春天的归去》收录于“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之《从百草园到三昧书屋现代儿童文学选1902-1949》。在诗歌和童话之外,严既澄在图画故事、翻译、童书编辑等方面都有不俗的表现。 谈到严既澄的儿童文学创作,不能不提到郑振铎。“郑振铎兄创办《儿童世界》,要我做童话,我才做童话,集拢就是题名为《稻草人》的那一本。”叶圣陶的回忆道出了刊物主编与作家创作的紧密关联。事实上,严既澄的儿童文学创作也与郑振铎密不可分。严既澄和郑振铎同为文学研究会会员,有着很好的私交,郑振铎结婚时严既澄还是男傧相,这在周朴先生的日记中有记录:“此外,还有一段韵事也可以略为提及的,就是当时在我们那一间大编辑室里,以我的年纪为轻,颇有翩翩少年的丰采。郑振铎那时也还不失天真,好像一个大孩子,时时和我谈笑。他和他的夫人高女士在一品香结婚的那天,请严既澄与我二人为男傧相,我记得那天大家在一起所摄的一张照片,好像现在还保存在我无锡乡间的老家里呢。”也由此,在郑振铎主编《儿童世界》的1921年,是严既澄创作诗歌、图画故事等文类多的一年。 1921年,严既澄在《儿童世界》上刊发的儿童文学篇目如下: 一年之中,严既澄在《儿童世界》刊发创作多达21篇,以诗歌和图画故事为主,还有安徒生童话的翻译。此后的1924年,严既澄还在《儿童世界》发表过《日神》《暑天里的大敌》《暑假里的乐事》等作品。这些创作的作者署名有严既澄、既澄、继程、严素。严素为严既澄确认无疑。比较有疑问的是继程,继程与既澄谐音,是否就是严既澄呢?郑振铎的文章可作为依据解答这个疑问。郑振铎在《安徒生的作品及关于安徒生的参考书籍》一文中回顾了《小说月报》推出《安徒生专号》之前,安徒生童话以及关于安徒生的传记和论文的相关研究情况,其中提到严既澄的翻译有两处:“十八、《荞麦》严既澄译,载于商务印书馆初版之《儿童故事》上。二十二、《丑小鸭》严既澄译,载于《儿童世界》三卷一号。”郑振铎所说的《丑小鸭》在《儿童世界》刊载时题名为《丑的小鸭》,译者就是继程,由此可断定继程即为严既澄。 作为一个早慧且勤奋的创作者,在《儿童世界》刊发大量作品的同时,严既澄还在《文学周报》第一辑发表不少创作,主要有:《血的记忆》、《芳年》等;还有《胡适之先生谈谈文学史上的“大”和“小”》、《自然与神秘》、《语体文之提高与普及》、《国故与人生》、《一九二四年的王敬轩》等论文。这些创作和评论充分显示了严既澄的创作才情与研究实力。 作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人员,严既澄还负责编辑了“儿童文学丛书”。此前商务印书版曾出版孙毓修主编的童话丛书,尽管在规模上很大,但是因其采用文言,和儿童的接受、自动阅读还有一定的差距。但“儿童文学丛书”是看准儿童的嗜好,投其所好的儿童用书,其宗旨在于:“一来满足他们的要求,二来帮助他们的精神生命的发展,三来使他们和书本相熟习,引起他们的读书的兴趣。”儿童文学丛书分数类,先出的是诗歌和故事,所用的材料,来自创作、翻译和收罗,但都经过严密的考虑,审慎的选择,处处依循“儿童用书”的标准,文字和资料都力避“成人化”的弊病。这些图书大都图文并茂,文字和旬调浅显明了,容易为儿童接受和阅读。在儿童文学草创之始,这一套儿童文学丛书不仅为本土儿童文学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滋养,展现了儿童文学创作者的成绩。更为重要的是,这套丛书是早以儿童为本位,尊重儿童阅读与接受特点的儿童文学丛书出之一,也由此,严既澄在童书编辑出版史上应有一席之地。 在创作和童书编辑之外,严既澄在儿童作品翻译上也有尝试。除了翻译安徒生的童话《丑的小鸭》之外,他还翻译过英国作家金斯莱的《水孩子》。作为英国儿童文学的经典之作,1940年,中华书局曾出版了王实味译的《水孩子》。严既澄翻译的《水孩子》,作为商务印书馆“儿童世界丛刊”之一于1947年出版。后来,该书又收录于朱经农、沈百英主编的《新小学文库第一集))o这也是严既澄在20世纪40年代留下的为数不多的文学踪影之一。 三、严既澄与儿童文学理论建设 1921年,《教育杂志》出版了“讲演专号”,在《本号产生的说明》中有如下交代:“商务印书馆开办国语讲习所,在师范班三个月毕业之后,刚巧是暑假,又办暑假专修班五个星期。听讲的多至五百余人,籍贯占15省以上,真是难得的盛会。因在国语讲习时间之外,多开讲演会,讲题不限于国语,希望听讲的人同时可得多种知识……事毕以后,汇集讲稿,洋洋大观。本社就把他做个专号材料,想来是大家所欢迎的。”商务印书馆开办的暑假专修班,讲授的科目有注音字母、发音学、会话、文法、教学法等。当时参加了暑期班的应公说:“暑假班这班肄业时间稍短,功课却很有切要,同学有五百多人,所以可记的事情也多。自从七月十三日开学,八月二十日为止,共总约四十天的工夫,造就了好许多国语人才。”同时,“于正课之外很注重讲演,每逢星期三六日或上午或下午,请名人讲演……我们在所里学了国语,又听见这许多名人的讲演,真是说不尽地快活。”参加讲演的诸先生有:严既澄先生,胡适之先生,刘伯明先生,李石岑先生,吴稚晖先生,马寅初先生等。可见,严既澄参加了暑假专修班的讲演,但因为当时他还是20出头的年轻后生,所以在讲演之外,还参与了胡适的《国语运动的历史》、朱进的《中国社会问题》、张准的《科学与人生》等讲演的记录工作。这里还有一个时间问题,即严既澄演讲的时间,大多研究者认为是在7月,也有认为是6月,笔者认为根据上述材料,严既澄的演讲应在7月或者8月,而非6月。 严既澄在此次暑假专修班上的演讲《儿童文学在儿童教育上之价值》以及另一篇论文《神仙在儿童读物上之位置》成为考评其儿童文学理论贡献的主要依据,这两篇文章在儿童文学界已有很多评述与研究,不再赘述。在此补充美国洪长泰在《到民间去:1918年一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中的评价: 儿童教育家严既澄,在1921年和1922年的《教育杂志》上,发表了《儿童文学在儿童教育上之价值》和《神仙在儿童读物上之位置》两篇重要文章,也参与了这场讨论。他认为,儿童一般都具有四种本能:好奇、害怕、玩耍和同情。童话正好能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尤其能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他同周作人一样,也持儿童心理相似于原始初民的假说。但他指出,儿童的想象力比智力发展得更快。儿童如同原始初民,智力不发达,因此不得不依赖于丰富的想象力去认识世界。大约从五六岁起,儿童便陷入对万事万物奇奇怪怪、虚虚妄妄的整日幻想之中。不幸的是,儿童的这些特点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受到批评。 严既澄的这两篇文章是重要的。他对童话价值的结论公允确当。他对儿童心理分析的尝试,如分析儿童性格的基本特征,儿童的想象力与智力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别和儿童的精神需求实质等,也都极其可贵。他能用儿童的眼光看待儿童,这更是他比其他学者的优长之处。 在这两篇文章之外,并且是在更早些时候,严既澄已发表过对儿童文学的真知灼见,这就是刊发在1921的6月24日、25日长沙《大公报》上的《关于儿童文学之问题))。遗憾的是,现有儿童文学研究资料中从未收录该文,研究界对该文也未引起应有的关注。笔者以为这篇文章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严既澄的儿童文学思想,理应成为考察严既澄儿童文学理论建树的重要文献。该文系统考察了什么是儿童文学、儿童文学的功用、材料与形式等问题,其价值和意义在于: 第一,明确的儿童本位意识。严既澄认为儿童时代是特别的、独立的。“他底想像、兴趣、情绪都有种特别的表现。”基于这种认识,儿童文学的定义就是“要把儿童特别的,独立的这种想象、兴趣和情绪,扩充他,唤起他,活泼他。”在此基础上,“至于儿童文学的功用,就是不使儿童的想像、兴趣、和情绪受伤,一方面使他成人之先,就有文学熏染,以增其人生的兴趣,和艺术上创造的智能。”严既澄这种基于儿童期独特生理、心理需求的尊重,契合儿童的兴趣和想象发展儿童文学的理念,与周作人等人倡导的儿童本位论的观点是一致的。 第二,儿童文学的材料和形式要坚持儿童本位。在儿童文学材料的评判上,严既澄坚持“儿童文学的材料,当儿童为标准……要适合儿童的心理,使他们看了不忍释手,这才是真的儿童文学”。这与后来《儿童文学在教育上的价值》中开篇的“童话是专为儿童用的文学”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同时,他特别强调儿童文学的形式,以浅显为贵,而且要使儿童浏览之后,能够恋恋不舍,发生一种说不出来的兴趣。他一再强调儿童文学当使儿童自己能看。这种倡导儿童文学浅显、自动阅读的理念在他编辑的“儿童文学丛书”中有很好的贯穿。 第三,对本土儿童文学建设路径的思考。严既澄对儿童文学的建设有着整体的考虑,他认为关于儿童文学的概念,先有文学的概念。其次在倡导国语的背景下,注重对儿童文学语言的强调。他认为儿童文学的取材第一是搜集中国的材料,不过这种材料的方言太多,不能全国通行,而翻译的时候必须审查我们中国儿童的性质是怎样的,要考虑到中国人情风俗的差异。严既澄指出的儿童文学取材和建设之道,即搜集民间材料,借助翻译等路径,正是“五四”一代儿童文学建设者所倡导并身体力行地建构本土儿童文学的方式。无独有偶,同年郭沫若刊发的《儿童文学之管见》中提出了建设儿童文学的方法:一为收集。童话童谣我国古所素有,其中不乏真有艺术价值的作品。但是审定务求严格,凡无艺术价值,不合儿童文学本质者不使滥竽。二为创造,需要新人来创造,并且创造的人希望出诸郑重,至少儿童心理学是所当研究的。三为翻译。“这在青黄不接的时代,是一便法……但是不可太偏重了。”可见,郭沫若的思路与严既澄颇为类似。比如在翻译的处理上,郭沫若强调翻译不可太滥,要加以慎重地选择,而严既澄则强调翻译需要审查,要顾及中外民情风俗的差异等。 作为儿童文学理论探索者,严既澄还写过很多和儿童相关的文章,如《学校体育问题》《小学校中之美育》《儿童用书之研究》等。综上所述,严既澄在儿童文学创作、编辑、翻译和理论研究方面都有建树,是现代儿童文学发展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存在。

“我的工作是给小朋友写书,这个工作太有意思了,万一我返老还童,再活一次,我还是想做这个工作。”

正是因着周晓的这份魄力,围绕作家作品展开和生成的观念、事物和事件才得以在《儿童文学选刊》这一引人瞩目的平台得到多声部的描摹和呈现,一段曲折生动的儿童文学艺术史实才能得到较为真实的留存。设若新时期之初的儿童文学领域没有周晓这般“我说出来,就拯救了自己的灵魂”的切切忧思,设若儿童文学传统观念的堡垒中没能探出《儿童文学选刊》这面略显特异的旗帜,若一场场激烈的论战只停留在纸面上,那么今天儿童文学的发展面貌也可能会是另一番面貌。近三十年前,方卫平曾为周晓第二本评论集《少年小说论评》作了序文《批评的品格》,其中直言不讳:“只要人们对真理怀有共同的诚意,那么一切分歧和对立就都不会是毫无意义的,而彼此暴露的破绽或者不足,也就会得到平静、善意的理解和对待。”因此,我们再站在今天的立场,以一种镇静的态度去审视那个时代,受周晓和《儿童文学选刊》的启发与带动,尽管新时期儿童文学逐渐从传统模式的“一种样子”走向了丰富多元的“另一种样子”,但这“另一种样子”又不得不让人思索,它是否偏离儿童文学的艺术本体走向了谋求先锋的极端?文学形式的过分求新对儿童文学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未必是评判意义上一种绝对好的或者坏的艺术倾向,但值得肯定的是,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它对当下儿童文学回归儿童的、文学的艺术品格具有反思价值和借鉴意义。

上海《儿童文学选刊》杂志创刊于1981年,通过精选世界儿童文学佳作,呈现丰富多样的内容,既是国内原创儿童文学优秀成果的展台,又是品读当下全球优秀儿童文学的一个窗口。(关军)

戴萦袅:任老翻译了300多本童书,在我眼里,如同深阔而宽广的海洋,无比浩瀚。我从小学的外语是英语和德语,但翻译的文学作品不算多,感触最深的是前年翻译了一套六册《了不起的玛德琳》,我喜欢英文原著里的优雅文风,字里行间有巴黎人的慵懒和随性,叙事活泼,节奏感强,语句抑扬顿挫。我发现,虽然中文译本众多,但还有空间,我想更传神地译出路德维希·贝梅尔曼斯——这个率性画家潇洒的文本。我尽量让译文如诗歌般押韵,朗朗上口,既易于低龄读者接受,又能成全故事的精妙和思维的活力,简单之中,留有看似不经意的幽默和深奥。在细节处理上,我选择“异化”的译法,保留英语特点,介绍欧洲文化,也是因为随着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国际化程度提高了。

我写儿童诗,为了吸引小朋友,就找好玩的点子。孩子好奇,我常让他们猜点儿谜,孩子没耐心,我常带点儿情节,带点儿故事,但这些故事都是从生活中来的。

原标题:倾听历史的足音

日前,大连外国语大学文化传播学院2016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四篇学生译作发表于2017年第九期上海《儿童文学选刊》杂志上,成为今年4月成立的大外儿童文学译介与创作研究中心学生培养的首批重要收获。

也因为我读语言学的书,对学外文很有兴趣。中学时代英文打了基础,后来爱上苏联文学和俄罗斯文学,加上老同学草婴俄文学得呱呱叫,又产生了学俄文的兴趣,学了俄文。我英语是在学校学的,俄语是请俄罗斯人到家里教的。意大利语和日语是自学的。敌伪时期日语电台有讲座。我在1947年投入儿童文学前,就是这样读书的。

任溶溶 | 文

因此,当我们穿越一次次热闹的言谈,透过一队队尚散发余温的评论文本,回望那个逝去的新时期儿童文学时,《我与新时期儿童文学》的编纂与出版也便显得意义深远。这部珍贵的文集既保留了史料存在的特殊性质,又包含了周晓作为新时期儿童文学重要参与者的阶段性思考,为当下儿童文学的研究困惑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理解和处理。

最初的文学启蒙,冥冥中的引路人

细细一找,真不少呢,仅最近几年,任老就为我们带来了这么些意味丰富的短章:

在新时期的变革中,文学的复苏首先从文学观念的转变开始,儿童文学界亦是如此。1979年,面对束缚创作发展的旧习,周晓作为“文革”后少儿社首次主办的创作座谈会主旨发言理论部分的起草人,在会上的发言较为节制,会后即刻写下《儿童文学札记二题》一吐为快。该文刊发于1980年3月的《文艺报》,从儿童文学作品裹足不前的现象出发,首次提出“儿童文学是文学”,倡导过继到“教育家庭”的“儿童文学”重回“文学家庭”。这个观点在当时颇具新鲜感和前瞻性。其后,周晓在各大报纸刊物陆续发表的《儿童文学要有大的突破》《儿童文学的报春燕》等文章,立论鲜明,尖锐却不见刻薄,坦诚但不乏深刻。此外,他还聚焦江苏、上海等地的青年作家群体,较早关注到儿童文学创作的地域性特征,并注重考察少年小说、儿童报告文学等各类艺术体裁,具备明确的文体意识。

创作,没有不好玩的时候

对孩子始终真诚、给他们最好的儿童文学,对自己始终坦率,付出自己全然的努力,这正是任溶溶多年来伴随着一代又一代孩子成长的缘由所在。小编不禁想到任溶溶先生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在批评与反批评激烈交锋的文学年代,周晓时常站在儿童文学时代变革的“潮头”,关注和制造话题,促进争鸣氛围的形成。事实上,关于儿童文学和教育的关系历来众说纷纭,随着儿童文学功能问题的深入探讨,对此持有异议的人渐渐多起来。倘若要为上世纪80年代儿童文学冲破“教育工具”论寻找一个标志性的“文学事件”,那么,曹文轩的《弓》与丁阿虎的《祭蛇》的刊载及其引发的争论便可作为重要参照。在选登这两篇颇具争议的作品后,周晓在《〈弓〉与〈祭蛇〉的启示》等文章中率先亮出肯定观点;1984年6月,他又在建国以来首次全国儿童文学理论座谈会上作了题为《儿童文学创作发展途径之我见》的发言,认为从近年儿童小说创作面貌来看,最能说明创作新变的便是这两篇。作为“转型期”的两只“春燕”,《弓》和《祭蛇》直面制约儿童心灵的社会关系,与以往缺少“文学”但不乏“教育”的作品区别开来,但也同当时的主流创作构成了颇为复杂的对峙,其中不少值得探讨的话题一时间引起学界热议,儿童文学界为此着实热闹了一番。

采访人:戴萦袅 受访人:任溶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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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老先生将其慧见再做整理,凝结为文集《我与新时期儿童文学》行世。作为新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窗口——《儿童文学选刊》的主持者,周晓兼具编辑和评论者的双重身份,其职业生涯所涵盖的历史内容及其意味格外丰厚且生动。全书选辑评论数十篇,分“弄潮新时期”的“论辩与探索”“创作风雨扫描”“小说漫步”“散文、报告文学偶拾”和“退潮之后”的“游兵游勇·零墨碎语”,各辑多按发表顺序排列,较为完整地反映了新时期儿童文学的基本动向。

任溶溶:我翻译的过程,也就是学习的过程。首先学会取材,我发现生活中可以写的东西实在很多,有不少比人家写得更好。我用小本子记了下来。我译了许多名家作品,学了许多手法,我也会创作啊!我在上世纪60年代初因国际关系改变无书可译时,就尝试创作,写得最多的是儿童诗。我写的儿童诗,我认为与外国儿童诗相比,是不逊色的。我写的每首儿童诗真有生活来源,或是童年回忆,或是几个孩子的生活趣事。正因为我对外国儿童文学比较熟悉,才会有这种信心。我想我译的东西对同行也会有借鉴作用的。

与翻译成就相比肩的,还有任溶溶先生的创作。在孙建江看来,也许正是因为任先生的翻译成就太大,他的创作反倒不太为人们所重视了。“目前流行的几种以作家为线索的儿童文学史着作就不曾专门讨论过任溶溶及其创作的重要性,其实,他的创作绝对是中国儿童文学的重要资产。”比如他的《没头脑和不高兴》《一个天才的杂技演员》等童话,是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上绕不过去的存在。

如果说作为评论家的周晓是执着锐敏的“战斗者”,那么,作为编辑家的他更是位挑剔的“把关人”。周晓以过人的胆略和批评的眼光捕捉艺术新芽、扶持新人佳作,着重选刊“开拓题材新领域,主题思想有新意,风格、手法独特,有儿童特点”的作品,适当选载“虽还不够成熟但有某种艺术特色”的作品。编辑眼光决定选载作品的文学风格,选文风格又决定了一份刊物的艺术格调,吴其南认为,周晓主编的《儿童文学选刊》本身也是一种批评——即以作品选编的方式表现出创作的导向。周晓曾顶风逆麟发表《祭蛇》《弓》《我要我的雕刻刀》《独船》《鱼幻》等创新之作,使得这一时段儿童文学得到了个性化的记录与呈现。再从周晓执笔的数十篇编者按来看,他在浸入动态的儿童文学潮流的同时,用极为有限的篇幅说明编刊意图和选载方式,及时反映刊物的艺术趋势。为此,丰富多样的儿童文学艺术话语在《儿童文学选刊》集结、酝酿和扩张,这份刊物逐渐发展成为了上世纪80年代儿童文学传统阵营的策反地和艺术革命烽火的传递者。

“要有文学修养,又要有儿童文学修养”

文学评论家刘绪源曾评价说:“在中国文坛上,翻译儿童文学作品最拔尖的,就是任溶溶。他改变了中国的儿童文学。”

当我们谈论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时,“激情”“浪漫”“理想主义”等词语总会第一时间跳出脑海。那时,文学中的探索与争鸣不断,百废待兴的儿童文学领域也实现了解冻。对于那时的儿童文学界同行而言,“周晓”这个名字无疑让人难以忘怀。这位朴素的老人自1997年从《儿童文学选刊》退休后,自视淡出儿童文学圈已久,但当他追忆起新时期儿童文学历史浮沉的时候,却目光炯炯,带着果敢与坚毅,也带着沧桑过后的从容与淡然。

任溶溶:我爱儿童文学,是我爱文学的延续。儿童文学是文学,是大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一个新兴的组成部分,是重视儿童以后发展起来的,历史很短,但前途无量。我一向称儿童文学为新兴的文学。正因为历史短,古典儿童文学数量有限,且质量也很难与大文学比拟,把儿童文学看作“小儿科”,看不上眼,可能与此有关。期待儿童文学的新作家们能有大作品陆续出现,出现在未来,这就需要大作家出现。我老了,写不动了。儿童文学的担子就拜托年轻作家了。我相信中国儿童文学前程远大,祝今天和我对谈的戴萦袅和所有的年轻作家们写出好作品,不但受到我国儿童的喜欢,也会受到世界各国儿童的喜欢。

1947年,“任溶溶”这个名字,首次出现在在上海儿童书局出版的《儿童故事》杂志上。这一年,他所翻译的《小鹿斑比》《小飞象》等迪斯尼童话故事,让中国的少年儿童也有了甜蜜的“睡前故事”。

任溶溶先生1923年出生在上海,六十五年后的1988年,我在上海出生。我从小就很喜欢读任老的诗歌和译作,中学时还在读《我是一个可大可小的人》,看《没头脑与不高兴》的动画电影,超级喜欢任老翻译的《魔法师的帽子》和《随风而来的玛丽阿姨》系列,得知自己能和任老对谈儿童文学,幸福感满满。能有这样一次对谈,感觉弥足珍贵。经风历雨的任老,希望从读书、生活、艺术等宽泛的角度漫谈,说最想说的话,无论话题是否遥远、严肃或随性,能坦率表达真诚的内心,最合他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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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没书可译的日子,也是我创作欲最旺盛的时候。没有书翻译了,我总不能一天到晚不做事,我开始写儿童诗。我写儿童诗,很多的创作都在写小时候的自己,诗歌发表以后影响很好,一些老朋友写信来说我写得好,就应该这么写。其中三个人我至今还记得:一个是贺宜,一个是金近,他是个童话家,还有一个是胡德华,她曾经是少儿出版社的社长,后来当妇联领导人,是胡仲持的女儿。因为受到鼓励,我开始大量地创作,一直坚持到现在。儿童诗后来出了两个集子:《小孩子懂大事情》和《给巨人的书》。其实50年代我也创作,创作能力还是有的,主要精力在翻译上,有时翻译创作两手都做。童话集《没头脑和不高兴》就是50年代写的。我写儿童诗还有一个原因,我这人热情一下子上来,也可能一下子熄灭,写一百万字不可能,我喜欢写短的东西。

我不是个童话里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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